导师建国后唯一亲临墓地凭吊的部下是谁

山东省省会济南，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

如果说泉是济南的魂，那么山则是济南的骨。

济南三面环山，在古代称为为齐州，北部有著名的“齐烟九点”：卧牛山、华山、凤凰山、标山、鹊山、匡山、北马鞍山、药山、粟山；西部、西南部、南部、东南部的九如山、郎茂山、白马山、腊山、万灵山、千佛山等也以风景秀丽、历史悠久而闻名遐迩。

然而，论其在国内影响力最大的，还是济南市区有一座因导师的“御赐正名”而鹊名四起的城中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山”。

英雄山，旧称赤霞山，因山上遍种的黄栌树在秋季变红似红霞满天而得名，又由于该山从济南市中心向南到山下仅四里路，故俗称四里山。

年10月26日，导师第一次踏上济南这块热土，在听完山东分局安排的视察活动计划后，他通过询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黄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山上。导师说“我想去看看。自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导师的话语充满了惆怅和悲伤。

导师一生中曾出席过张思德、任弼时、罗荣桓等人的追悼会，但建国后他亲临墓地凭吊烈士的仅有这一位，也就是说新中国千百万烈士中只有黄祖炎一人享此殊荣！

10月27日，四里山红栌似火、松柏肃穆。导师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轿车，沿着蜿蜒跌宕的山路匆匆向黄祖炎烈士的墓地行进。在途中，他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为人厚道。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黄祖炎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墓为拱形圆顶，花岗岩石修葺，正前方的墓碑上鋆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的字样。

导师快步来到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鞠一躬。许久，他轻抚着墓碑深情地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此时，泪水已经顺着导师的脸颊慢慢地流下来，打湿了衣襟，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仅也潸然泪下。

导师过了一会儿，对许世友和身边的其他同志缓缓地说道：“祖炎同志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为“革命”，他的家中牺牲了4位亲人。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导师缓步绕墓地一圈，满意的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许世友还介绍说，济南战役牺牲的将士基本上都埋葬于此，有的不少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导师又环顾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灵墓，深有感触的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是英雄山啊……”

由此，四里山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英雄山。此后不久，导师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金色大字，鋆刻在山顶的纪念塔上。

山因人更名，人为山增辉。

红色世界，血沃中华，赤霞满山。莫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还是红色英烈因导师的御赐正名之巧合，神奇的济南赤霞山与英雄山名字结合的如此天衣无缝。目前的英雄山，松柏苍翠，黄栌似火，绿树遍野，芳草如茵，成为了“济南之肺”，用自身独特的功能，吐故纳新，洗涤尘埃，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千百万民众的身体健康、幸福平安。

究竟黄祖炎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导师对他那么熟悉、而且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呢？

黄祖炎，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回镇人，年5月出生，年参加革命，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年参加革命时，就读过导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对导师是仰慕已久。

黄祖炎与导师相识于年，那一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封锁，导师率领红四军主力多人，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此时黄祖炎是赣南地区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赣南的会师，作为东道主迎接导师到来，令年轻的黄祖炎激动不已。

实际上，黄祖炎与朱老总交集也很深！

年南昌起义队伍南下，转战到广东的大埔县三河坝，进行了分兵整合。朱德任后卫阻击部队的最高领导人，黄祖炎时任团政治委员。

三河坝分兵后，起义队伍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率领，直奔潮汕。

朱德率留守部队，阻敌掩护主力。陈毅、林彪、王尔琢、黄克诚、陈奇涵、赖传珠、李天柱、陈正人、黄祖炎和杨至成等都在朱德麾下。

任务完成后得知汤坑失败，转移行至信丰大阿镇，开始翻越大庾岭了。从南昌东郊撤退以来，起义队伍经过一千五六百里的长途奔袭，将士们都感到极度疲劳和万分颓靡了。到达油山山巅的西界，黄祖炎对朱德说：

“我们这支队伍骨干大都是黄埔军校学生，还有很多是从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方征调而来的杂牌士兵。历经这样长途奔袭，将士们的心思不全在起义方面的，人心是思变的。”

年已四十一岁的朱德拿眼细细地打量一番年仅十九岁的黄祖炎，说：“我们起义军损兵已经过半，筹粮不成，筹钱不成，筹饭不成，筹医不成，战斗力很弱很弱了。可以说，一阵风就可以把队伍给吹散！你说该怎么办？”

他俩一路沿大庾岭向西下坡，慢慢地就走到了大余县小汾自然村。黄祖炎想了想，说：“到前方村子里，我们再整合队伍，遣散那些不想革命的，留下那些革命精英！”

朱德感觉到黄祖炎的提议很对自己思路，心中也就暗暗赞许他为“奇才”。

两千多人的队伍逶迤行走到小汾时，朱德就把将士们安置到小汾河的两岸安营扎寨。待大家休憩好后，朱德召集全部队伍，拉到小汾的禾场上，根据黄祖炎等人的建议，部队整编。朱德站到禾场上的高土堆动员道：

“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朱德还专门举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年一样，俄国人年革命失败了，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年，我们也有我们的年，现在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

朱老总还讲，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德的信仰像火焰一样点燃和鼓舞了剩下来的起义将领及战士的信心，坚定了大家的信仰。

会后，作为团政委黄祖炎在小汾村黄相宾家里吃午饭时，遇到了陈毅。陈毅跟黄祖炎讲，朱老总讲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一定会成为我们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

这里，要特别敲下黑板：

在小汾村整合后剩下的那八百多名将士，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后稳住，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革命“火种”。

这一点，黄祖炎在苏区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深有体会的。

整编后三营非常值得一提，营长是肖劲。其下辖4个连，六连连长是林彪，十连连长是李天柱，十一连连长是杨至成，十二连连长是耿凯、党代表是粟裕。

其中，除耿凯于年11月带队在江西石城横江打土围子时牺牲外，三位连长和十二连党代表粟裕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元帅或将军。

这一点，黄祖炎在解放初就遇害了，可惜未看到。事实上，先后上了井冈山的红军中，有史可查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共四十一人，即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伍中豪、徐彦刚、陈浩、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杨至成、刘之至、林彪、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鄘、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邓萍、贺国中等。

其中，二十八团的那个三营就占了四人：肖劲、林彪、李天柱和杨至成。小小的三营其实让人不可小觑。

而且，他们都是在八一起义南撤后，经信丰县西行大余县，到湖南宜章县，再走上井冈山的。不过当时黄祖炎留在地方工作，没能随大部队上山与导师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但是有缘人总会相遇！

年见导师时，黄祖炎任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和纵队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进剿，几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在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里，他的一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失去了四位亲人的生命。父亲被反动派监禁，死于狱中，母亲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黄祖炳、黄祖煊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先后牺牲

导师长黄祖炎15岁，对黄祖炎来说，导师不仅是兄长和领导，更是良师益友，能有机会当面聆听导师介绍井冈山斗争经验、领导革命斗争的心得体会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思考，令他终生难忘。年这次会面，给双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年，导师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黄祖炎出任导师秘书。他在此之前是在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科长，完全可以选择在其他的中央大领导身边担任秘书。可他却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选择了当时的导师，在后面许多艰难的日子里始终跟在身边，而历史的结果也证明了黄祖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那段时间，是导师政治生涯最低谷的时候，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压，导师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又被免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心情非常不好。

黄祖炎始终不离左右，努力协助工作，精心其照顾生活，成为导师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导师当时写的著名的《寻邬调查》就是主要由黄祖炎帮助整理的。这段时间，导师曾说过曾落寞到鬼都不上门，因此他更是导师最困难时候的知心朋友。

年9月，导师去江西于都县调查寻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如何挽救红军命运的办法，当地条件极其艰苦，因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还打寒战，头疼欲裂、呕吐不止，昏睡在床，病情极为险恶！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

由于当地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万分焦急的黄祖炎毅然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千方百计请来了当时红军里最好的医生傅连璋，经检查发现导师患上了恶性疟疾，体温已经高达40度以上。经过传奇医生傅连璋的对症治疗和黄祖炎等人的精心照料，导师终于病愈康复。

历史往往就是靠紧要关头的一刹那之间被改写。如果在导师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没有黄祖炎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陪伴身边，在导师生命最危急的时刻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后果不可设想。

他拯救的可不仅是导师个人的生命，某种意义上讲更是拯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导师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年10月，黄祖炎长征前离开导师，调到中央地方工作部工作不久，由于连续行军作战疲劳，加上生活条件又差，他患了肺病。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的他带病参加了长征。

因为身体很虚弱，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不起，要不是邓颖超同志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了他一段，随时都有掉队的危险。导师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半开玩笑地使了一个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就下决心把烟戒掉了。

红军到达陕北后，黄祖炎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这时候，导师已经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并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身为领袖的导师每年春节都要到黄祖炎窑洞拜年，令延安各界惊讶不已。

抗战爆发后，导师派黄祖炎到赣南协助陈毅等组建新四军，再一次离开导师，奔赴抗日战场第一线，导师亲自为黄祖炎送行，这是导师一生唯一的一次上宝塔山。导师深情地对他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年，黄祖炎担任中共长江局训练班主任，年又调任中共东南局训练班主任。他亲自编写教材并讲课，结合亲身感受，讲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张国焘“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的情况，使大家坚信马列主义，跟着导师干革命。

年，黄祖炎调任中共东南局干部科科长，组织上派他带领一批干部到新四军苏皖抗日前线工作。这一带敌人密集，斗争复杂，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战斗在敌、伪、顽斗争的最前线，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年，他担任苏南党校党委书记兼主任，在艰苦困难的游击环境中，他循循善诱，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年，他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到基层工作，大力整顿支部，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带领部队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并几次超额完成率扩军任务。

年8月日军投降后，黄祖炎调到中共华中局任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进驻从日寇占领下解放了的淮阴市。

在这段时期，尤其值得一提是，黄祖炎和八路军第一架飞机的传奇往事。 　　

年夏，时任淮南地区甘泉县委书记、路东军分区甘泉支队政委的黄祖炎，接到重大任务：

协助汪精卫专机“建国号”起义！　

当时，抗战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在汪伪空军供职的中校飞行员周致和（后化名蔡云翔）和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后化名于飞）都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将来的希望。

俩人多次秘密商议后决定，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设法搞飞机。 　　

黄哲夫几经辗转找到了共产党组织，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等首长接见了他。粟裕叮嘱他，要及时与扬州附近的新四军取得联系。

当时，黄祖炎领导的甘泉支队离扬州只有几十华里。在商定了化名、联系方式等具体细节后，黄哲夫返回。后来，他们又争取到了汪伪航空训练处少将副处长白景丰和教官吉翔等人一同起义。 　　

8月19日，机会来了。周致和借执行公务为名，把汪精卫的专机“建国号”搞到手，先把伪第7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从南京送到武汉，后借口油量不够驾机飞到了扬州。

导师手书　

周致和等6人随即向党组织和新四军部队通报了起义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黄祖炎所在的部队通过电台向上级做了报告，后又向起义人员通报了延安机场的坐标和联系方法。 　　

8月20日，周致和、黄哲夫、赵迺强（后化名张华，下同）、管宇东（顾青）、沈时槐（陈明秋）、黄文星（田杰）6人，驾驶日本送给汪精卫的专机“建国号”飞向延安。 　　

“建国号”是“立川99式”双发单翼飞机，载油量大、续航时间长，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运输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8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等首长亲切接见了“建国号”起义人员。朱德说：“我们也要搞空军，现在人才太少，你们来得正好。” 　　

由于“建国号”起义是在8月20日，后来这架飞机就改称“号”。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隶属八路军总司令部。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前，还亲切接见了全体机组人员，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8月底，延安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号”飞机在会场上空散发五颜六色的传单，军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飞机，引起不小轰动。一时，“八路军有飞机了”传遍了延安，也传到了陕甘宁边区各地，极大振奋了士气。 　　

周致和等6人飞赴延安时，参与这次起义的汪伪白景丰少将、何健生上校、飞行教官吉翔、机械师陈静山，以及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人还在敌区，黄祖炎负责率部护送他们及其家人从陆路奔赴延安解放区。 　　

黄祖炎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任务成败不仅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甚至影响到我军未来建设的大计。我军在没有空军的日子里，在作战中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而他要护送的这批人，将是我党建设空军的种子。 　　

黄祖炎想方设法照顾好这些起义同志和他们的家眷。黎明前夜，敌我斗争形势尖锐复杂，黄祖炎所在的甘泉支队由于毗邻敌占区，遭到敌人长期严密封锁，物质保障条件极度匮乏。黄祖炎和部队的同志们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保证起义的同志们吃好喝好。黄祖炎的妻子周泽更是把留给他的香烟、给一岁儿子黄新存的一点梨膏糖都拿出来招待他们。 　　

一夜之间，“建国号”变成了八路军的“号”，汪精卫和日本人都恨得咬牙切齿。为了防止起义人员在敌人的报复行动中受到伤害，黄祖炎精密筹划了护送计划，并专门制定了特殊情况处置预案。 　　

由陆路到达延安路途遥远，且要穿过多道日伪封锁区。在黄祖炎等人的严密保护下，起义人员经数月辗转终于安全抵达了延安解放区。 　　

这些同志后来都转赴东北，参加了筹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史称“东北老航校”），成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批火种。 　　

白景丰是东北老航校的副校长，周致和是教育长，吉翔任飞行科长，黄哲夫任理论教育科长，赵乃强任翻译科长，黄文星任机务队长，陈静山任修理厂长……

年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苏皖解放区，黄祖炎坚决要求去前方杀敌，于是，被调到新四军二纵四师任副政委，战斗在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最前线。同年12月，他率部参加了宿北战役。

年，黄祖炎调到渤海军区负责政治部工作。这时，导师发布关于全军开展生产建设的指示，当时有很多同志包括部分负责干部对搞生产信心不足，他便找这些同志个别谈话，耐心说服，打通思想。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大家认识一致，不多久，群众发动起来了，生产运动从上到下蓬勃开展起来，16万亩茅草地变成了良田，解决了部队的生活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黄祖炎调到山东军区，任政治部任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及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委员。

年黄祖炎带病参加军区文化座谈会，在他作报告时，隐藏在会场的反革命分子把枪口对准了他。参加过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却倒在和平年代血泊中。

年3月13日晚，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借用该礼堂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所属部队的文化、宣教科长和军区司、政机关科长以上干部等多人。

18时30分，会议开始，先由文化部虞棘副部长传达了华东年文艺工作计划和山东军区贯彻意见，然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讲话。会议结束后，由济南曲艺界表演节目。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济南市政府礼堂，面积不大，设备非常简陋。前方一个主席台，高出地面约一米。主席台下面摆放着一排排木椅。除第一排是留给军区领导坐的外，其他与会的人都坐在后面。

因为是解放初期，还保留着战争年代的习惯，他们都身着军装，佩带着手枪。黄祖炎讲完话后走下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其余座位因许世友等军区领导未能出席会议均空着。

精彩的节目在热烈气氛中进行。正当台下激起一片片掌声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第四排中间的位置上坐着的一个人，对台上的节目丝毫看不进眼听不进耳，两眼紧紧盯着第一排的黄祖炎，右手始终插在衣兜里，紧攥着一把左轮手枪。

此人叫王聚民，也是与会人员。借着台下暗淡的灯光，正准备实施一个罪恶的阴谋。约21时10分，第三个节目山东快书结束了。趣味盎然的情节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全场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精彩的表演上。王聚民认为时机到了，他掏出早已顶上膛的手枪，站起来弯腰探身往前越过第三排，伸长胳膊，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黄祖炎。黄祖炎中枪后并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在座椅上挺了一会儿，才缓慢向右侧倾倒。

突如其来的枪声震动了整个礼堂。由于事件发生在瞬息之间，几乎谁也没有闹清这一枪是从哪儿打来的，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绝大部分人都立即匍匐在地。这时，有些人迅速反应过来。

军区政治部直工部副部长由履新从座位上迅即站起来，厉声高喊：“有坏人，赶快抓坏人！”当看到在前方远处的王聚民还在举着手枪射击时，遂扑向凶犯。

宣教部长张加洛也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连声喊道：“就近的同志抓住他！”“赶快看看黄主任！”

秘书长赵长河刚离开会场准备去办公室加班，立即返回身来朝枪响处奔去。

王聚民击中黄祖炎后，第二枪射向部、处长的座位，由于惊慌失措，没有打中人。他看到有人喊着向他扑来，第三枪对准了自己脑袋扣响扳机。

大家立即围向黄祖炎，看到他满身血迹，医院，但黄祖炎已经停止了呼吸。一名为革命一生戎马倥偬、能武善文的战将，竟惨死于来自背后的冷枪。

从这件事情上，大家也应该清楚了，当年不搞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是不可以的！这样高级的干部都被刺杀（本来刺杀目标是许世友，临时有事没能去出席会议），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

导师在石家庄获悉黄祖炎遇刺牺牲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做了重要批示，其中一次是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全文由导师亲自起草，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对一名烈士，导师一个月连做三次批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充分说明导师对这一事情的重视和对黄祖炎感情的深厚。

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牺牲之后能够得到党的最高领袖、军队最高统帅亲临墓前悼念，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对自己最看重孩子的牺牲，他却是默默承受悲痛！

而导师当时去石家庄修养，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再加上得知毛岸英去世消息，实在是心力交瘁撑不住了！

他也是血肉之躯呀！

像专程去凭吊黄祖炎烈士这样的事情，在导师革命生涯中是不多见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仅此一例，说明导师根本不是黑他那帮丧尽天良者认为的厚黑冷血，反而是典型的性情中人，而且特别重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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