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南康
明朝正德十二年三月间，正当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的王阳明在漳州大帽山亲率士卒围剿詹师富战事正急的时候，接到西线南安府南康县县丞舒富急报，“访得大贼首谢志珊，号征南王，纠率桶冈等巢贼首钟名贵等，约会广东大贼首高快马等，大修战具并吕公车，欲要先将南康县打破”。南康县城南临章水，北枕旭山，处于南赣平乱中的核心位置，容不得半点闪失。横水巨寇谢志珊看到王阳明忙于东线战事、无暇西顾之际，趁机偷袭南康，妄图打下县城，据城为寨，取得粮草，并向东策应大帽山詹师富作战。王阳明接报后，快马急令南安知府季斅急救南康，与南康县丞舒富合应解围。在如此急迫形势下，“輋贼谢志珊逼城七日，率民固守，措划有方，城赖于全”。残酷的攻防战进行了整整七天之后，官军进行反攻，舒富“领兵分剿，生擒起义军首领陈曰能等三名，首从起义军头目五十四名，斩获起义军首级六十八颗，杀死、射死起义军二百四十余名，烧死二百余名，捣毁起义军据点一十九处，烧毁房屋、禾仓八百九十余间，俘获起义军二十九名，水黄牛、马、羊、骡一百四十四头（匹）”，战果斐然。这就是南康保卫战，是王阳明结束大帽山战斗之前，正欲回师南赣，征讨横水、左溪和桶冈诸贼的一次重要战斗，也是南赣诸匪势头最猛、气焰最炽的最后一次主动进攻。在三月底王阳明结束汀漳之战、返回南赣之后，“横左桶”诸匪一直处于守势，再也没有发动过攻势战斗了。
南赣平乱战斗中的南康战略地缘
南康县地接南安府与赣州府，自古为赣粤孔道，扼岭北道之要冲，也是古代畲族的聚集地。“畲族”的“畲”，又写作“輋”，是我国南方地区一个古老的游耕民族。他们自称是盘王的后代，崇拜信奉盘瓠图腾。封建王朝往往把他们蔑称为“輋贼”或“輋寇”。明朝南安府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等农民开始因为官府欺压，官逼民反，就落草为寇，聚啸山林。后来成了气候之后，开始烧杀抢掠，袭扰百姓，在南安府内外多处攻城略地，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其恶劣影响涉及赣闽粤湘四省境内。他们还自称盘皇子孙，号称“盘王”，建立年号，设立官制，号令民众，传播宝印画像，公开与明王朝分廷抗礼。
在官府与山寇的拉锯战中，南康作为一个四战之地，屡经战火洗礼。在明朝弘治、正德年间，大庾、上犹、南康等县，有山寇据点三十余处。正德八年，南安府谢志珊与湖南桂东农民军首领龚福全取得联系，双方约定，互相支持，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之势。谢志珊等纠合广东农民起义领袖高快马，统众二千余人，攻围南康县治，杀损官兵。谢志珊的势力范围，纵横有千里之远。正德十一年八月，谢志珊又会合广东乐昌的农民军，攻下大庾县，进攻南康县，围攻赣州府，击毙赣县主簿吴纰，引起了极大震动。就在王阳明正在东线用兵剿匪之际，势头正猛的谢志珊还对南康围城七日，抢掠杀伤百姓无数。
从兵要地志角度看，平定南赣汀漳及龙川之乱，南康是一个仅次于赣州府的机枢中地。首先，它是王阳明在南赣战事中直取横水、桶冈的布军之地，其次，它策应东线汀漳大帽山、西线湖广桂阳、南线广东龙川三浰三个战场的四战要地。南康不失，则南安、赣州两府相援，同气连枝，城池无忧；南康有失，则为敌所契入钉子，南赣断开，被敌中心开花，政治影响极大。而若兵出南康，则对南、西、北部诸寇皆利于开战，可以随时化守为攻，发起战斗。在后来的平乱作战行动中，也充分证明了南康在王阳明战斗布局中的重要位置。
王阳明结束东线战事、转入解决南赣核心匪乱后，为了分化赣湘粤各处匪寇，先打首要之敌，他做了两件最为关键的事，一件就是稳住龙川之寇，即颁发一篇可抵数万兵的《告谕浰头巢贼》宣传雄文，以仁厚至诚的攻心说辞，瓦解了浰头数贼的斗志，归降解散的甚众，从而打破了龙川与南赣诸匪的结盟，让官军可以放开手来剿灭南赣之寇；另一件事就谋定了剿灭南赣之寇的战役策略，在此过程中爆发了影响战局结果的“先打横水还是先打桶冈”之争。王阳明在争论中，以高明的战略眼光，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腹心说”，即：“以湖广言之，则桶冈诸巢，为贼之咽喉；而横水、左溪诸巢，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诸巢，为贼之腹心；而桶冈诸巢，为之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他认为先攻克横水、左溪，再移兵攻桶冈，必然势如破竹，战斗必胜。其实不管喉舌也好，腹心也罢，从哪条路进攻，南康都是必须大军布阵的区域。正是南康重要的地缘位置，所以在南赣平乱中，王阳明亲率中军由南康进屯至坪，指挥作战，策应四方，牢牢把握战斗进程。
横水、左溪和桶冈之匪平定之后，受到了南康人民的真诚拥护与热烈欢迎，正如县志所言“王阳明公（平乱）虽事不专在康邑，而康邑之所以安枕，实由于此”，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活家园得于安宁，人民是赞赏的。故在王阳明十二月班师赣州途中，“道出南康，邑之父老子弟迎于道”，之后，“乃貌公像，建生祠于学宫东”（民国《南康县志·王文成公祠》），南康人民为活着的王阳明兴建了生祠，来感谢王阳明给南康带来了安宁祥和。生祠，是古代的百姓为感念在当地为官清廉的官员而自发修建的祠堂。对于建生祠，朝廷有严格的限制，比如在唐代，《唐律疏议》规定，如无相关德政，而妄自遣人立生祠或德政碑者，要受到“徒一年”的处分，故在世立生祠的极少。而包括南康在内的王阳明平乱所涉及的“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感谢与祝愿。
王阳明麾下能吏——南康县丞舒富
正德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王阳明就崇义建县问题，向皇帝上《再议崇义县治疏》，七次提到南康县丞舒富，称其“刚果有为，存心刚直，行事公平，才堪重任”。舒富，南康的一个县丞，因为在南赣戡乱中杰出战功，并在崇义建县中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了王阳明大力举荐的官员，也因此进入了明朝史志和《王文成公全集》。
嘉靖三十四年《南康县志》载：舒富，夷陵人，由吏员九年（年）任，领兵征輋及督造崇义县治，效劳颇多。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的籍贯是今天的湖北宜昌，并非科举功名出身，而是由吏员升任为县丞的。
舒富在王阳明没有到南赣之前，就协助南康知县黄璋守城，多次打败横水谢志珊等贼寇的侵袭。尤其生猛的是，他不仅仅只会守城，还勇于反攻。由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彰呈到王阳明案前战报称：“准县丞舒富，闻畲贼三百余人出劫，当有保长王万湖等，带领乡兵擒捕，杀获贼级一颗，生擒二名，夺回被掳人口三名口，夺获黄牛二头”。
明正德十二年（年）十月七日，王阳明统率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浙江五省八府一州的兵力，分十路进攻横水谢志珊部，最重要的横水、左溪和桶冈战役打响了。
这十路大军中，其他九路均是由府州知府或者都司指挥、守备指挥、卫指挥这些职业军人率军前往，最不济也由知县带领，唯独由南康兵士组成的第八路军（《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称为第六哨）由县丞舒富带领。这充分表明，舒富的军事才华和战斗作风，已经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认可。经过考证，在舒富大展作战才华时，当时的南康知县是黄璋。黄璋为广东顺德人，由举人功名在正德十年（年）到任南康知县，据《南康县志·宦迹》载：“事廉勤敏正，晓达治体”，“岁丙子（年）輋贼谢志珊逼城七日，公率民固守，措划有方，城赖于全。未几卒，于任行李萧然，民哀思之”。也是个好官，可惜身体不好，无法统兵作战，只好授权于舒富，让舒富得到了一个极好的平台。
舒富带领第八路军进入战场后，与那些职业军人和高级官员比起来，毫不逊色。十月十二日，战斗正式打响了。他引军千余，从上犹营前经金坑、过埠、长流攻左溪，配合其他部队奇袭十八面隘。战中，舒富率军破箬坑、赤坑、竹坝等据点，与其他五路军共会左溪。当日，擒斩起义军首领和军士，并俘获起义军家属，以及牛马车仗及其他物品等数量颇多。之后，大雨倾盆，“咫尺不辨”，王阳明不顾疲劳，命令各营分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袭其后，冒着浓浓大雾，分投急进，奔袭最险恶的贼巢桶冈。二十二日，县丞舒富攻破白水洞据点。
就在奔袭桶冈的途中，舒富部队快速前进，与击溃后投奔桶冈的谢志珊残部开展了脚力赛，边打边追，最后竟然擒获了匪首谢志珊，立下了大功，王阳明后来在奏折上写道，“（舒富）后因大征领哨，获功居多，贼首谢志山独为所获”。
在平定桶冈战斗中，舒富和他的第八路军继续勇猛出击，高歌猛进，连战连捷。
桶冈四面绝壁，只有锁匙龙、葫芦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处可入。王阳明派遣南康县丞舒富率领数百精兵屯锁匙龙，形成正面强攻的巨大压力，以促敌降，同时另遣几路奇兵从其他隘口进攻，正奇相配，两手同攻。在其他隘口进攻的奇兵得手后，舒富和宁都知县王天与带领部属，一起从锁匙龙攻入隘口，两军乘胜擒斩，全力奔攻十八磊隘口方向。十一月初二日，经过苦战，舒富部攻破太王岭据点，擒斩起义军及其家属，以及牛马、车仗等军用物资。蓝天凤部虽然大败，但打散的贼寇各据巢穴山寨，独自结阵为战，或者借助山势分别逃窜。王阳明因势利导，不急于一战而平，而是改变战法，以各路军为作战单元，逐个破袭，定点清除。经过近两个月的清剿战，终于将为患几十年的桶冈匪寇清除干净，逼得大头领蓝天凤跳崖身亡，取得了南赣平乱的最后胜利。王阳明在战后上奏的《横水桶冈捷音疏》中，尽数列出20名有功将领的姓名官职，高度褒奖，恳为请功，南康县丞舒富赫然在列。
桶冈战火刚熄，王阳明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充分意识到要实现“号令不及，人迹罕到”的横水、桶冈山区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这一带的行政治理和人文教化，为此，他上疏正德皇帝，请求从大庾、上犹、南康三县划分新地设立新县，以加强统治，维护秩序。而在建设新县百新待举之时，需要一个既要能果敢担当，又要有工作激情，还要熟悉本地情况的官员，王阳明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南康县丞舒富。
此时的舒富，正在按王阳明的部署，做一个相当于战后秩序恢复的宪兵司令工作。他从大庾、南康、上犹三县的机快部队中各抽出三百名兵丁，组成“应急作战部队”，分作三班，在南赣战区来往巡视搜索。一旦发现有残寇重新聚集，妄图死灰复燃，立即进行擒拿打击。又从三县各征发役夫一百名，分作三班，一边参与巡逻，一边从事采办木植、烧造砖瓦等役，为崇义县城建设先做准备。
很快，正德皇帝圣旨同意王阳明奏疏，由户部下文同意建立崇义县。正德十三年四月六日，兴工在横水修筑崇义县城，王阳明委任南康县丞舒富负责建县工作，全力督办筑城和建设衙署等事务。舒富从剿匪战场转向建县战场，工作重心转向了战后重建。
舒富在新岗位上，殚精竭虑，非常认真。他按照王阳明的建设要求，如期推进工程建设，并从严控制工程成本，不多花钱不乱要钱。根据当时的财政状况和崇义县城的防务需要，他精确计算县城城墙的规模与大小，并参照南安府三县的情况，进行调整。
舒富踏实的工作态度和显著的工作成效，赢得了王阳明赞赏与信任。舒富的报告递到王阳明那里，王阳明即批复照准，同时也告诫舒富，“役三县而建横水，似众劳民；建横水而屏三县，实乃一劳永逸。但当疲劳之余，务以节省为贵。”
在崇义县衙新班子的组成过程中，王阳明还会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岭北道左参议吴大有一起上奏，向正德皇帝举荐南康县丞舒富为崇义首任知县，介绍县丞舒富在山贼攻围南康县时，与军民戮力同心，抗拒寇贼，使南康城得以保全；平乱战斗时，担负重任，带领部属，攻功居多，并擒获了贼首谢志珊；战后继续带兵，巡视三县，招安山贼民众六百余名；又接受委派，半年时间就修建完成了崇义县治、衙门、城池。奏折中称赞舒富“存心刚直，行事公平，才堪重任，历官已及四年，未有分私过犯。”最后说舒富虽然不是科举出身，是从吏员上提拔上来的，但对各种经书的微言大义都能通晓。希望皇上能念他在新县初创所做的巨大成绩，破格任命他为崇义知县。
可惜世事难料，付出不一定有理想的收获，最后舒富未能当上崇义的首任知县。《南康县志》载：“县丞舒富效劳颇多，然德不胜才，误刑嗜利，竟为民讼，罢去”。由“存心刚直，行事公平”到“德不胜才，误刑嗜利”，这个转折也未免太大了，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看到正史其他的记载，不敢妄断。可能随着舒富担事日渐增多，并且多直接向四府巡按王阳明汇报，慢慢的就脾气渐长，棱角呈现。有一段南康县志关于南康知县黄璋的记载耐人寻味，“时县丞舒富渐肆越妄，(知县黄璋）亦有所畏不敢为”，或许可以得到印证。而他又掌握着县城营建工程，管理的人和钱物无数，为了要快速推进工期，坚持在工程中精打细算，自然就需要依靠刑罚来管理部属，各种有口实无口实的传言就会出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误刑嗜利”终究坐实。或许经史基础也欠缺，对心学理解也不透，德才与涵养都还没有达到王阳明所倡导的“致良知存天理”和“心外无物”、慎独其身的境界，最终因为“民讼”黯然出局，退出历史舞台，而再未像赣州知府邢珣、都指挥余恩，宁都知县王天与一样，继续在事业上追随王阳明，平定辰濠之乱，博得更大功名，实在惋惜。
王阳明与谭邦建城
在南康北部山区坪市乡，矗立着一座非常奇特的村城，叫做谭邦村，又叫谭邦城。它依山傍水，面临田畴，整个村落龟形布局，俯瞰坪市，条石围城，门楼高筑，极像赣州古城格局。城内街巷幽深，祠堂齐整，古井清澈，老塘碧绿，又有庭院学堂，家庙义仓，鳞次栉比，处处俨然。据说，谭邦建城，也是与王阳明有着极深渊源。
根据《谭邦谭氏族谱》记载和谭氏族人故老相传，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平定南赣贼寇之时，谭氏族人谭乔彻因平乱作战需要，遵照王阳明密令，到桶冈蓝天凤部卧底，最后在桶冈战斗中里应外合，协助官军一举剿平蓝天凤后，得到王阳明大力举荐并封许功名。但谭乔彻不愿留朝做官，而是捧着皇帝御笔“威武克振”赐匾和飞虎旗一面，回到故乡山野，并被特许按当时赣州城的形制，建成面积达0.5平方公里的谭邦城，这就是谭邦代代相传的村城来历。民间还传闻，谭邦城是王阳明亲自勘定风水，并派南康县丞舒富亲自督造。王阳明根据谭邦“碗形”的地势格局，依山就势，围墙筑形，把城堡建成一个形似龟形的村城，并借助村前如玉带般弧形流过的谭邦河，形成“金腰带”风水，在村周围开挖了个池塘，如明珠般的串在城之四周，以达蓄水养龟，藏风聚气的效果。
民间传说往往是根据一定的史实基础，经过充满着想象力的演绎加工而成的。对于民间传说，不必以学术的角度去严密考证，以免得失去了民间传奇文化的意趣。但透过民间传说和历史遗存，我们还是可以部分还原历史、推测往事的，谭邦城的故事也不外乎如此。
王阳明用兵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特别重视间谍工作。一方面是极力甄别和清除藏伏于己方身边的间谍，二是善于利用间谍打入敌方内部，了解敌情，分化敌军。在王阳明进攻桶冈“第一险要去处”十八面隘战斗时，就部署了打入寇贼内部的战斗行动。他让戴罪立功的义官李正岩、医官刘福泰，去感化曾为桶冈建立栅寨的木工张保，让他详细绘出“某贼寨在某山，某处是进路，某处是退路，某处山头与某寨相对，路平路险。如何上山，如何下山。四趾分明，滴水不漏。”而在正式进攻桶冈本部前，又让李正岩，医官刘福泰和降匪钟景，前往桶冈去招安蓝天凤，并伺机内应。正是因为有非常清楚的敌方部署图，和有李正岩等人的内应，在这两次作战行动中，官军的进攻行动异常顺利，最后取胜。而民间传说中的谭乔彻正是这样的人物。从当时情况看，他作为离主战区不远的村民，熟悉地形，通晓方言，加之强壮彪悍，武艺过人，很可能就是南康县召募的“民壮”，非常符合进入桶冈、担当策应的人选。所以谭乔彻作为一个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成为了明朝的杨子荣，最后荣立战功而受到褒奖的史实完全可能存在。
现在我们通过查看《南安府志》、《南康县志》和王阳明有关奏章，以及《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等书籍，并未见到谭邦建城的记录。事实上，谭邦作为一个建筑面积如此大，工程量如此高的村城，其动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该是一定会有记录的，最起码在县志或者地名志上会有所记录的，但现在当地的记录是阙如的。
那么建城谭邦，主要操作手是不是如民间传闻的王阳明和舒富呢？读《立崇义县治疏》和《再议立崇义县治疏》可知，设立崇义县奏章批下来后，王阳明指定由南康县丞舒富负责主办，而“新县草创，百务鼎新”之际，县城的整体规划、工程预算、建材筹措、组织施工，可谓工程浩大，诸事缠身，各方面工作纷呈案头。还要对崇义建县后的衙门官吏组成，战后社会治安，民生物资需求，都是考虑之例，“仍行各县，痛禁里胥，不得侵渔骚扰；晓谕居民，各宜乐事劝工；毋忘既往之患，共为久安之图……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贾往来，渐将贸易。”此外，赣州南面不远还有最狡猾最强悍的广东龙川浰头诸贼还未平定。在这种情况下，王、舒二人怎么可能有暇机到一个山村来督造村城呢？所以谭邦建造本身极可能是谭氏村民的自发行为，但其建造目的可能与王阳明为维护南赣山区、特别是维护崇义县一带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一政治和军事目的有着重大的关系。
王阳明破完山中贼后，作为一个倡导“致良知”的杰出思想家、政治家，他没有打完了就走，而是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南赣一带的长治久安、匪患永绝。他在政治上建立新县来加强对山区的治理，教化上以“举乡约、办社学”来重建文化道德，更紧要急迫的还加强了一系列的军事设施建设。他立足崇义，在与南康接壤的东面“要害去处长龙”、与湖广桂阳接壤的西面“要害去处上保”、与大庾接壤的南面“要害去处铅厂，俱该设立巡检司”，特别是桶冈要害茶寮隘口，以前蓝天凤曾长年设兵于此，以拒官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王阳明决定也在此设立哨所和巡检司，对进出人员进行检查。其后，还与一众参与平乱的文武官员们在一块巨岩上刻石纪功和题诗，亲自题写了著名的《平茶寮碑》。
从整个构造来看，谭邦古城的军事防御功能特别明显，角楼箭垛，城门高墙，甚至把池塘挖在城里，以防久围和火攻，各种战术要素基本具备。所以要更多的将谭邦城作为明朝修建的一处军事设施来看待。
明朝有利用保甲进行团练的制度。按照王阳明在南赣地区推行的“十家牌法”规定：从保甲中“拣选民兵”，“将所属各县捕快，通行拣选，委官统领操练”。谭乔彻作为一个有过作战经验、武艺高强又有军功在身的“退役军官”，让他来做民间保甲首领，在谭邦村或者附近村寨中挑选村丁作民兵，闲时“维稳”，战时上阵，这是保乡安民的最合适人选。谭邦城作为一个功能突出的军事据点，具备了防御的各项功能，自然是作战指挥点的不二选择，如果在崇义地区再度发生贼寇死灰复燃的情况下，可以迅速增兵，驰援官军。另外从地理上看，南康县呈狭长地带，县城远在南部，北部最远处的隆木乡离南康县城还有50多公里，谭邦城作为一个准军事设施的存在，维持以谭氏族丁为主的团练保丁的存在，对维护南康北部山区诸乡村的安全稳定，也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所以谭邦城的修筑，不简单是回报谭乔彻军功的设施，还有更多维稳与军事威慑的考量。可以这样说，是英雄传说造就了谭邦城，也是社会稳定需要谭邦城。
文章摘自赣州市政协主编的《王阳明在赣州》（研究专辑）创刊号。
作者系南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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